新加坡长老会史料旁录- 李王晶莹 (2015年三一神学院出版）

长老会与福音堂华人事工先驱陈诗武 宣教士基斯柏里牧师被本地老大会尊为新加坡长老教会拓荒者。他得到来自中国闽南的传道师陈诗武的合作，成为长老会荣耀堂的创始人。但有关与基牧师一同耕耘而且能以华人方言直接向当日南来的华人移民传教的陈诗武，一些文献对他的叙述往往仅止于"基牧师的同工"此一形容。他是否亦可被視为马车路尾礼拜堂（即今日的荣耀堂 )的共同创办人呢？ 回顾他对华人福音事工所作的贡献，如果他最终没有因教义与体制理念的不同，而离开长老宗加入福音堂的话，相信陈氏在本地长老会的历史里。会享有有比目前更高的定位。 早在长老大会庆设教50周年时（1931年），特刊主编庄济清牧师（ 1934， 47)就点出马车路尾礼拜堂（长老会荣耀堂的前身）在1881年之前，"即有会友30余名，系伦敦会自养之牧师基斯柏里（Revd Benjamin Peach Keasberry )及其同工陈诗武先生所劳获之熟果……。"之后大会设教90周年特刊中，贺友三牧师撰写的〈基督教星马长老会史略〉一文（1971)再次提及1862年建筑武吉知马礼拜堂一事时，则慎重地指出基牧师乃" 得华人陈诗武先生之助"。

陈诗武在长老会华人事工所扮演的角色   上述史料再三记述了基牧师与来自厦门的传道人陈诗武创堂的付出，间接地提醒了后人，要讲述本地长老会设教的历史，若仅从阁约翰牧师（Revd John A.B. Cook )于1881年抵新后为始是不尽完整的叙述。基牧师作为马车路尾礼拜堂创堂人的历史定位是肯定的；但有关陈诗武，本地一些撰文对他的叙述往往仅止于"基牧师的同工"此一形容。他是否亦可被视为马车路尾礼早堂的共同创办人呢？ 陈氏乃英差会的宾为邻牧师（Revd William C. Burns ) 在厦门地区布道所结的果子，于1857年来新宣教（Matheson 1866, 4-15)。他为何会南来呢？原来1856年时，一位费雷瑟牧师(Revd Thomas M.Fraser )携眷前来方成立的苏格兰人长老会教 ( Presbyterian Church of Singapore,今乌节路长老会）牧会， 富宣教心志的他有意物色人选另在华人中传福音，陈诗武便是在这个情况下来到新加坡；他抵新后即受聘为长老会的传道人，年薪为28英镑，1860年增至56英镑（Johnson 1988, 18 )。 费雷瑟牧师在1 8 60年呈交英长老会的汇报中（Greer 1956, 51),欣喜地指出得力于陈诗武之故（Through his istrumentality ),  三年内有11名华人归信基督；其中四人之后直接参与在华人中的宣教工作。 陈诗武努力宣教的果效亦留史于先后在该长老会敉会牧会魏道伯牧师（Revd Robert M. Greer )与约翰生牧师（Revd Ann Johnson )的著作中。后者如此记述："我们的早年长执会议记录显示他不时将所带领信主的华人呈报上来准备洗礼。" （Johnson 1988, 18 )） 在记述陈氏于1863年至1864年间带领了九名华人受洗时， 魏道伯更特别阐明："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洗礼代表的不是基牧师所做的工作，而是陈诗武所做的。"（原文为：It is worthwhile emphasizing that these baptisms represent the work, not of Keasberry, but of Tan See Boo."魏道伯也在同处己述陈氏后来被按立为长老（Greer 1956, 55 )。 事实上，陈氏对传福音的负担，从他自厦门到新加坡的航程中对同船人士所展现的宣教热忱已可见一斑（Matheson 1866, 15)。（有关他在厦门附近的白水营（"Pei-chui-ia")接受基督教' 之前的生涯以及他为信仰所付出的代价,可参怀特（White 2012, 40-41 )的引述。

陈诗武的事工报告 陈诗武于1863年10月（Si-Boo 1863 )向牧师与会友（To the Minister and Members of the Church )呈上一份颇详细的华人事工报告，题为The Report of the Chinese Miss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Singapore (按："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Singapore"即此英长老会教会的全名称）， 那时他在新加坡服侍已有"六年七个月之久"了。 在这份署名"Si-Boo the Catechist"(即"传道师诗武"） 的报告里，陈氏首先叙述（ 1863， 1)自他于1857年3月抵新一直到1860年费雷瑟牧师任内，在圣灵的动工下，共有15名成人及一名孩童受洗，另有一名天主教徒被接纳领受圣餐，"共计有17位人士加入我们教会的名册。"这数目与费雷瑟I860年报告中的"11人"有所出入。魏道伯牧师与约翰生牧师的记述中皆未提及此差异或作出比较，是否是因为没有参阅陈氏的报告或有其他原因则不详。 陈氏在报告里的第二段（ 1863， 1)记述了接任费雷瑟牧师工作的马提逊牧师（Revd John Matheson )自1861年5月抵新到当时（即1863年10月），已为18名成人及一名孩童施洗；此外教会也接纳一名幼时在厦门受洗的人士及两位天主教徒的加入。他指出："所以自从我到此地至今，共有39名人士受洗或被接纳领受圣餐。"他祈愿那些之后离开这里的华人信徒"会在他们所到之处将福音的种子撒开"。 陈诗武的报告不仅是一篇只有统计数字的汇报，也记述了洗礼后成为传道人的信徒的事奉（1863, 4-6):他们是Gan Quee (去印尼布道，"目前"到中国探母并向她传福音。Gan Quee乃陈氏友人，与陈氏一同南来，在船上信主（参Greer 1956, 50) ), Ny Ching Quong (与基牧师在武吉知马同工；相信他就是魏道伯（Greer 1956， 52,54)所提及的Chin Kwang ), Teong Koon Hein (到汕头与宾为邻同服侍，之后到香港与德国宣教士同工），Chee Chew Cheng (由马提逊牧师施洗，之后到槟城当传道）。 提到Ching Quong时，陈氏着墨叙述他与前者和基牧师在武吉知马与在Wayang Satu (按：亚当路邻近）布道的情况，以及设立了以木板建成的小礼拜堂（wooden chapel )这件事，包括他们在那里所遭遇到的一些骚扰。（基牧师在一封1862年的信件中对陈氏与"Ching Kwang"两人的同心事奉表欣慰（Teo 2009， 298)。 "Ching Kwang" 一名乃根据基牧师的拼写，魏道伯则拼写为Chin Kwang。又，约翰生牧师指出（Johnson 1988， 10)成为传道师的Chin Kwang也是由马提逊牧师施洗的。） 在报告的末了，陈氏呼吁其教会在祷告中纪念华人信徒的成长，也纪念他能勇以宣道且事工能够蒙福。（至于这篇报告是否译自中文则未见任何说明。）

 "华人传教先驱"的定位 英差会茅威廉牧师在30年代为长老会设教50周年撰文叙史， 述及武吉知马（堂）的华人信徒乃基牧师与"其他同工......召集而来的"（茅威廉1934， 40, 42 )。这是一篇没有华人传道师名字的长老会史。对于陈氏在设立此礼拜堂所作的贡献，厦门大学的怀特（Chris White )博士以"instrumental" —字，即关键性作用或主力促成的意思，形容这位"受过相当教育"也曾在厦门"接受过神学训练"的陈诗武所扮演的重要角色（White 2012, 41)。 加东福音堂的萧寅谦长老（1997, 87 )指出陈诗武（萧取"陈世武"）乃"第一位从中国到新加坡来宣教的华人"。张钟鑫（2010, 89-90)在其博士论文〈新加坡华人基督教研究(1819-1949 ))中则以"华人传教先驱"形容陈诗武；他认为从陈氏在华人中传教所取得的"可观的成绩"，可以看到他在早期长老会华人教会发展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张钟鑫指出在陈氏到来新加坡之前，这里的华人教会事务"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而他的到来则使教会在华人中传教得以实质性展开。苏精博士于其《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一书里指出他"爬梳四个传教会的档案后"，发现在1819到1834年间，"确实没有新加坡华人受洗的纪录……但在此后20年间（1834-1846 )......有13名华人领洗归主"，是新加坡华人基督教"萌芽时期的果实" (2011, 246)。 张钟鑫（2010， 91-91 )剖析陈氏所发挥的作用"恰恰说明了华人教牧人员在华人教会中的重要性"，因为相较于西方传敉士，华人教牧"熟悉方言和文化"，"更容易接近其他华人移民，更明白如何向他们传教。"故华人传道陈诗武在与基牧师在Wayang Satu布道的工作上"必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精通马来文的基牧师就曾在一封1862年8月19日写的长信中对自己在语言上无法和华人沟通表示遗憾(Teo 2009, 298 )。没有华人传道师的大力参与，宣教士的工作果效必受到影响。后来英差会的阁约翰牧师就是在抵新两周后即到汕头学习潮语的(Johnson 1988, 19)。 Teo Eng Liang于其有关基牧师的马来事工专著中（ 2009， 43),以"并肩工作"（working together )形容陈氏与基牧师在建立武吉知马礼拜堂一事的努力，指出"诗武与基斯柏里设立了武吉知马的华人布道站"。作者在这里遣词用字不分谁主导，谁居次，显示他视此堂乃这二人所共同创办的。 至于武吉知马礼拜堂献堂时的盛况则留史于基牧师的上述信件中（Teo 2009, 297 ) 他记述有至少有50名人士出席献堂崇拜礼，典礼"由华人传道师诗武宣告开始"；唱诗后陈氏诵读圣经与祷告，之后并"以雅各所说的'这不是别的，是神的殿，是天的门。'等勉励会众。"相信陈诗武是以闽南语讲道的。基牧师接下来说："之后则由我按立Ching Kwang为此布道站的传道师，而我需要通过我们的翻译以马来语进行（此按立礼），"

 开拓福音堂华人事工 陈诗武在1866年离开长老会（Johnson 1988， 19),于同年加入本地弟兄会，并于1867年成立了福音馆（今福音堂）。 萧寅谦指出在这之前，福音堂"全是用英语（的），而那时英语只是一小部分华人懂的语言"；福音堂的闽南语聚会因此是在1867年由陈诗武开始的，在这一年有"五名华人受浸归入教会'，（萧寅谦1997, 27, 54)。 萧长老认为"在长老会负责中文的工作有十多年"的陈诗武"告别，'长老会"并不是与教会不和"，而是他"比较同意弟兄会对敉会之定义所作的解释。"(1997, 87 ) 孙耀光医生于其《在祂手中》这部新加坡教会史著作中（Sng 2003, 78 )则提及影响陈氏抉择的因素关系到他对洗礼的看法（应施行浸礼）以及认同传道人在供应上应当只仰望上帝而不依靠薪金。怀特亦剖析当时可能影响陈氏离开长老宗的一些因素，包括陈氏有否可能在意当时只有宣教士牧师而非传道师方能施行洗礼的做法（White 2012, 42-43)。 魏道伯（Greer 1956, 57)与约翰生(Johnson 1988, 19 ) 皆记述陈氏离开长老会时带了他的华人会友一同离开；约翰生未点明离开人数，魏道伯则言"华人聚会的全体会友"；怀特C White 2012, 43及其注解51)对持此说法的"报告"（但未指名道姓）表示怀疑，认为是"夸张之词"，因为他指出接下来的三年里另有人离开加入弟兄会。 英长老会的第三任牧师节富礼（William Jeffrey )也于1869年加入弟兄会；之前加入的则有从厦门来新的宣教士格蓝特牧师C A. Grant) 。这是以上三位作者在同处另指出的，怀特并记述陈与其他五位华人于1867年5月8日由弟兄会的一名宣教士 "重新施洗"（re-baptized )。既然是"重新施洗"，这五位是否即陈氏些时带走的"全体"会友呢？萧寅谦（1997， 28) 指出"中文的工作在还没有自己的聚会所之前是借用英文堂毕士大开始的。那 时聚会人数约八、九位。" 对跟随陈诗武转到福音堂的华人会友，孙耀光（Sng 2003, "78)指出当时陈氏在本地已事奉了十年之久，这些华人移民刁言徒视他为领导，因此追随他离开长老会。言下之意，此举颇可理解。 回顾陈诗武这位传道人在长老会十年岁月中热忱付出的， 如果当年他没有因着教义理念与体制的不同而离开长老会加入禎音堂的话，相信他在本地长老宗的历史里会享有比目前更高的定位。用一些篇幅略述陈诗武在长老会的服侍乃因这也是长老会史的一部分。顺道一提陈侍武的英文名字拼音：本地撰文一般采用"Tan See Boo",虽然陈氏自己在上述1863年的汇报中署名"Si-Boo" 。 "Si-Boo"也是一些19世纪西方宣教士的书写里采用的（如Matheson 1866, 14-15; Fagg 1894, 160 ("Si-Boo"), 167 ( "Si- Bu")。） 据本地毕士大（Bethesda )福音堂的记录，陈诗武于1883年在本地安息（Finlay 1964, 21 ),享年50。他的续弦夫人卒于1936年，《海峡时报》于是年8月20日报道其丧礼。陈氏原配所出的长子乃陈德顺（宋旺相作Tan Tek Soon, 冉安志牧师（Revd A. Lamont ) 称他为Teck Soon ( Lamont 1894, v-vi))。陈德顺在莱佛士书院就读后，赴厦门攻读汉学（Chinese Studies )宋 旺相形容他学识渊博，乃当日《海峡华人杂志》(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所重视的撰稿人，并对中国与华人（China and the Chinese)课题有见解，有思考，却同时是个隐藏自己才华的人（Song 1967, 94 )。陈氏与续弦夫人所出的子女包括陈有为医生以及陈有余牙科医生（萧寅谦1997, 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