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资料 近代新加坡华人基督教研究（1819-1949）
张钟鑫著 来自中国的新加坡华人教牧精英 他受当时英国长老宗宣教会中国分会(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China) 创始人宾威廉（William Bums) 的影响，在厦门改信基督教，是宾威廉在中国传教最早的信徒之一。他在厦门的信教历程巳无从可考，但其在新加坡华人基督教史上，却是有史可籍的华人传教先驱。 如前所述，1856年抵新的长老会传教士费赛有感于新加坡华人群体对于基督教传播之重要，于是写信给厦门长老会的传教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长老会遂派陈诗武前往新加坡协助长老会的华人传教事务。 陈诗武于同年抵达新加坡，随即开始在华人中传教。恰逢当时圣公会与长老会决定联合向华人传福音，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华人教会。于是由圣公会提供会所， 长老会信徒提供生活费，陈诗武与一位圣公会传道在柯苏菲华人女子学校 (CGS) 的一座小房子里开始布道。一年以后，由于不喜欢这种联合布道的形式，他退出了这个计划。 1857年，陈诗武和纪魄礼一起到武吉知马华扬石（Wayang Satu) 的附近布道，一些华人对此产生了兴趣，并邀请他们到武吉知马亚当路设立一个布道站。这个布道站后来迁至武吉知马七英里半，称为"马车路尾礼拜堂"。新加坡第一间华人教会从此诞生。它就是现在新加坡的荣耀堂长老会（The Glory Presbyterian Church)。虽然没有更多详细的记载，但纪魄礼本人虽精通马来语，却不会说华语，这样可以断定，此行无论是直接布道，还是作为纪魄礼的翻译，陈诗武都将是教会与当地华人顺利勾通的唯一桥梁。可见， 陈诗武在华扬石的这次布道必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尽管面对的是华人的冷漠和仇视，还必须小心私会党，但陈诗武在华人中传教还是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费塞在I860年的报告中提到："在他的努力下，已经有11个华人成为信徒，他们中巳有4人已经开始参与教会工作中。" 1860年，费塞离开新加坡。直到同年6月，麦德逊（John Matheson) 才抵达新加坡接替他。这时，在陈诗武的辛勤努力下，这个华人聚会已有的25到30个的信徒中，至少有一半是他工作的效果。但费塞离开、麦德逊未到期间，陈诗武一度感到教会中再没有人能鼓舞他，可以让他觉得现在所做的工作是有意义的。这或许为他后来离开长老会埋下了伏笔。 1860年6月，从厦门来的传教士亚历山大（Rev. Alexander Grant) 又让5个华人人教。1863 年和1864年，又有9个华人受洗人教， 这些实际上应归功于陈诗武。由此可见，陈诗武在早期长老会华人教会发展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随着这个华人聚会的持续发展，他们已经可以组成一个长老会教会。 1864年8月，斯文生（Rev. W. Swanson) 从度门来到新加坡，的就是要为这个聚会任命长老和执事，以使他们能够自立。由此，陈诗武被任命为长老。这一定大大鼓舞了陈诗武。于是在1866年，陈诗武向长老会要求任命自己为传道。当时的长老会还不愿意让这个人数稀少的聚会独立成为一个堂会， 陈诗武因而未能被任命。这可能成为后来陈诗武和这个聚会的所有信徒集体退出长老会的重要原因。当然，集体退出长老会的原因还有可能是受当时新加坡弟兄会罗敏申的影响，使他们发现弟兄会的教义更能让人接受。 孙耀光(Bobby E. K. Sng)就认为陈诗武加人弟兄会是受到弟兄会教义的影响， "(一）只是为相信的人施洗，同时施洗的方法应采用浸礼；（二）基督工人应单单仰望神，供应他金钱上的需要。" 但无论原因何在，若换一种角度观之，陈诗武能带领长老会华人信徒集体退出，或华人信徒愿意集体追随他退出， 则充分说明了他在这个华人聚会形成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1866年，陈诗武和当时的长老会华人信徒集体脱离长老会，加人了弟兄会。恰逢那时弟兄会的罗敏申已经注意到在亚洲人传教的重要性，他在年度报告中这样提到："直到现在，弟兄会的主要工作还是维持会里的基督徒条例，以及向周围操英语的人传福音。但是他们不愿意轻易放弃四周那些将会灭亡的异教徒……愿福音能向万国传开；并且主在其中所预备的人能为他出去工作。"预备的人" 陈诗武的到来，使弟兄会在华人移民中的宣教工作得以迅速展开。 弟兄会的毕士大福音堂（Bethesda Gospel Hall)从此开始有了华文聚会，很快新的华语福音堂也在1867年建立。在弟兄会侍奉16年后， 陈诗武于1883年11月2日去世。 虽然史籍中的记载并不多，但作为华人教牧先驱，陈诗武对于正处于逆境中的新加坡华人基督教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在他到来之前，新加坡的华人教会事务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他的到来则使教会在华人中传教得以实质性展开。他与纪魄礼开创了武吉知马的华人聚会，并使这一聚会不断壮大。加入兄弟会以后，他又使弟兄会的华人教务得以开始，并走上正轨。陈诗武在新加坡华人基督教发展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恰恰说明了华人教牧人员在华人教会中的重要性。相较于传教士，华人教牧的优势就在于其拥有的华人身份。同为华人，熟悉方言和文化，使华人教牧更容易接近其他华人移民， 更明白如何向他们传教。 相较于在中国本土传教，华人教牧的这一优势，对于在漂泊海外的华人移民们中传教来说则更为明显。同为身处异乡，就更容易赢得信任。陈诗武脱离长老会加人弟兄会事件，无论是何原因，更能引起笔者关注的是长老会华人信徒愿意与他一起集体退出长老会。可见当时的华人移民加入基督教，首先接受的是教牧人员，然后才是福音。换言之，他们首先追随的是陈诗武，然后才是基督教福音。因为在这一事件上，很明显地表明了这些华人平信徒，最关心的并不是长老会或弟兄会的教义差别，最关心的是带领他们的人是不是陈诗武。是以，在早期新加坡华人基督教的发展中，华人教牧人员的重要性由此得以突显。对华人信徒而言，他们首先是华人，其次才是基督徒。在这里，基督教是这群华人聚在一起的第二前提，它与华人身份并不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