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裕德弟兄在1967年参加了福音堂德聚会,并在1971年受洗归入教会。他在教会负责主日学教师,团契事工,教会执事负责财务工作。目前是马来西亚喜乐福音堂负责长老。
纪念与回顾弟兄会运动200周年
纪念与回顾弟兄会运动200周年
(1825-2025)
我是福音堂的信徒
年轻时寻道, 在众多宗教中,寻寻觅觅,最后,来到那被称为福音堂的教会中。
虽然说,当时是我的学校同学邀请,就懵懵懂懂的来到那小小的教会,不过这间小小的教会和我的家庭有极大的关系和影响力。神的旨意是那么让人难以想象? 原来当我开始在那里聚会时,才意识到那间小小的教会也是我的外公和外婆,姨妈和姨丈的蒙恩典得救恩的地方。他们都是该教会的老信徒。 我们家庭算是贫穷的家庭,外公和外婆也没有受什么教育,他们的知识也不多。寻道的我,特别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教会?
那时,我只是个寻道者,在追求真理过程中,读过希腊哲学,华人宗教,中国文化,儒家思想等等。 我特别喜爱天主教,对他们的公教思想有兴趣,因为我是在天主教教会学校读书。难免受到他们的影响。 确实,大家在信仰的追求中,会面对许多的疑惑。而且,人如果在信仰中没有得到真有价值的真理,人的一生,他就是多辛勤,多努力,多坚强,到头来就会是空忙一场,没有方向。我敬佩外公婆,他们不懂希腊哲学,华人宗教,中国文化,儒家思想,甚至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们可以风雨无阻,坚韧不拔,虚心向上,谦卑受教的在教会敬拜神。同时他们与弟兄姐妹互相关怀,同心同德,活出温馨的生命。 他们到教会来不是因为要对应潮流,也不是他们有崇高的愿景,更不是迷信鬼神。他们选择了这间教会,原因是这间教会有满足他们精神的宝藏。不是世界或社会可以给他们的。 我来到的那家小小的教会,就是位于勿拉士巴沙路新加坡福音堂,我也在那里开始我的天路历程,那年是1967年。我参加的是中文部(福建音)聚会。 他们告诉我,这教会是在1864年有罗敏申弟兄所开始的。新加坡人不知道福音堂,但是,提起罗敏申,都知道那是一家高档的老字号百货公司。这百货公司在不久前2021年关闭了。 福音堂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是来自基层,除了退休人士,家庭主妇外,一般信徒从事工作有小贩,德士与巴士司机,公司职员等等,大家都融洽生活。
福音堂教会很特殊,在教会信徒的名单中,比较上教会有特别多在社会中担任高位的人士。教会信徒中有一国至尊的国家总统,也有为人民代议士的国会议员,服务人民的政府部长,有司法公正的法庭法官,有捍卫法律的律师,建设国家的工程师, 还有在高等学府教学的大学教授。此外,人数上算多的是教育工作,淳淳教诲的老师,救护生命的医生,还有在商界大展拳脚的商人。他们在社会服务以外,还在教会长执会中服事。 当社会中贫富不均,地位身份高低,彼此互相猜疑时,都会出现矛盾和结构性问题。但是在耶稣基督教会中,大家都有勒性,开放,和谐,尊重,帮扶,共享和守望相助的融洽关系。因为耶稣是爱,他使人都归属他,耶稣也满足了大家需要,他引导信徒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耶稣是教会的宝藏。 谈到这里时,我不得不将荣耀归給神,一般教育低得人,有可能因为迷信鬼神而到教会来,但是,神也呼召有智慧,有才干,有思想,有研究的人,他们爱神,除了凭信外,他们的知识,帮助他们知道神是创造宇宙万物得主。他们也知道神用爱来寻人。当人知道自己是罪人,无法自救时,就必须接受神,成为他的救主,神也赐他们属天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并在教会中团契。 因为教会中有那么多见证人,证明耶稣是可信的,可以依靠的,就让我在寻道中更加放心的接受主的恩典。在进来福音堂后,我也深深的追根到底,虚心追求,吸取智慧。当时,以下的问题,常常被提出,也困扰着我。
福音堂有没有藐视基所有宗派?
中国人强调说实践是衡量真理的标准,那么如果教会是真理的基石,自然的,寻道的人的眼光会注意教会如何去实践真理,如何制定权威的信仰立场,如何竭尽全力的落实内涵,同时关心到教会的运行的路线与行动,是不是坚韧不拔,肩负使命,这所有的是否都是为了完成基督的旨意。 福音堂的实践真理过程定力在圣经,信仰立场最主要的是以圣经新约中基督对教会的教导,除了圣经权威外,其他的教会组织,神学教义,教会信经不可以取代圣经崇高地位。其权威性也不能高过圣经来影响教会的运作。 因为教会对圣经的解释,福音堂不能接受有组织的教会结构,认为教会都是应当独立的,或被认为是地方性的教会。没有主教,没有会督,没有教宗,一切信徒皆祭师,他们可以自由的服事神,敬拜神。 如此一来,就有人反映,福音堂憎恶宗派基督教,甚至宣布说作为基督徒他们不应恨恶自己人!。有些教会的长执,甚至不加掩饰的表现自己对传统的宗派基督宗教作为宗教体系的厌恶。 当未把事情搞清楚之前, 一般人会因为福音堂的对组织,宗派,教义,信条采取本赞同态度而把福音堂视为异端的教派。
在正本归原时,福音堂的路线也有他立足的理由。 寻道者把福音堂与其他传统聚会的教会作一比较. 他可能留意到福音堂信徒在主日或其他日子风雨无改的参加聚会, 并希奇他们怎么会从参加那些聚会中获得喜乐和满足. 如果他有进一步的观察, 他将发现这些信徒在生活中对主有深切的委身, 对神的道有敬畏的渴慕, 以召会事奉和生活为他的一生活动的规范, 他们也平衡在家庭生活、日常职业和召会事奉并力求保持正确优先顺序. 那么,福音堂有没有藐视基督教所有宗派呢?对此,教会的也积极的回应地方教会中的信徒与其他基督徒不是分开的立场,但是他们认为基督宗教作为整体的体系(或组织)已经堕落了,不过个别宗派的信徒也同样值得尊重与钦佩。不应该排除。弟兄会运动特别的强烈地宣称他们爱并接纳所有基督徒作为他们真正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声称接纳所有真信徒都是独一的宇宙性的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
之前提到,人接受主后,按圣经的教导,要在教会中与信徒交通与团契,同心同德敬拜神。因此,人必然会对教会多观察,确认他的教会的是走天路的教会,也会注意教会如何去实践真理,如何制定信仰立场,如何落实内涵,他们也关心教会的路线,是否都是按神的旨意去完成。 在福音堂聚会几年后,我有机会与一位在香港神学院任教的福音堂前辈发问了一个信仰立场的问题,我当时问他,福音堂自己没有自身发展全面的神学教义(福音堂一向贯彻以圣经为唯一信仰根基与权威)那么在众多的宗派教会信仰中,最靠近他的是那些信仰。他很干脆的回答,长老会的神学教义思想。对于神学,我认为在以唯独圣经为教会信仰立场外,神学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圣经的工具。因为神学把遍布在圣经各章各节的内涵,有系统性的将他整理,归在不同的主题中,让我们明白圣经更加的全面。精准,深入,明确等等。我要强调的是,神学作为一种工具,不能大过圣经的权威。信徒还需扎扎实实的读圣经,唯一的属灵的粮食,让我们吸取营养。生命才能渐渐成长。 加尔文神学以回归圣经为前提,这和弟兄运动提出回到圣经去有不谋而和的共同点。 加尔文对圣经严谨的研究,和弟兄们在圣经中付出的努力,透过原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去理解,所得的亮光,无庸讳言,大部分都是无可争论的。许多著名的历史学, 解经家,如F F Bruse , H Rondon, Roy Coad都那样认为,福音堂领袖的神学立场的观点,有绝大部分与长老会神学一致。不过弟兄运动也影响信徒,进一步去学习和持守同一本圣经中所教导的其他真理, 如末世,受浸、交通和事奉. 所得的神学,也补足长老会的神学的不足或是落差。在那样的情况下,弟兄会有时必须弃绝那些没有圣经根据的神学, 并常常查考圣经以更完美地寻找神的道路或真理. 福音堂以信徒自由服事,简朴敬拜来实践圣经的内涵,组织方便,强调教会独立自主没有宗派形式。教会路线是以神的道为核心,教会礼仪以简单形式为依归,除了圣餐礼与浸礼外,没有其他礼仪。教会的存在必须坚持不懈的维护圣经真理。
弟兄运动最早是发生在英国爱尔兰的都柏林(Dublin). (根据一些记载, )1825年, 克伦宁 (Edward Cronin) 不赞同教会离开圣经的原则,而决心离开所属的宗派后,开始了弟兄运动,之后发展到世界各地。 因为当时教会,无论是圣公会,还是天主教,都已经离开新约圣经的教会属灵样式,堕落为属世的的组织,教会会友是教会会员Membership,而教会的领导都是神品人员,最高职位是主教或监督,称为一人职事 one-man ministry。克伦宁就深思远虑,寻求神灵光照何引导。弃绝那些没有圣经根据的宗教做法。 开始时,他在主日与威尔逊 (Edward Wilson) 在家中按着圣经教导, 开始擘饼记念主, 过后,圣灵将真理的亮光,光照别的信徒,加入他们当中。 1827年, 赫契生 (Francis Hutchinson), 也因合一的真理而加入他们. 福音堂著名的三位领袖,首先,贝勒特 (John G. Bellett),达秘 (J.N. Darby) 俩人在1827年先后参与这个聚会. 之后葛若弗斯 (A.N. Groves) 也加入他们中间. 聚会发展到1929年时,因聚会的人数日增, 他们便迁到赫契生所借出的房子内聚会.可以说是第一间正式的聚会处。 圣灵工作很快的引导在都柏林又有另一个的聚会处开动, 就是刚克利顿爵士(Lord Congleton) 那里的聚会. 不久, 这两个聚会就合并起来. 为了容纳更多的人数。他们使用一座拍卖场所内聚会,位于都柏林安及亚街(Aungier Street, Dublin)。 圣灵的火,如野火燎原,烧到英国岛屿各各地方,有新的聚会所,也有其他聚会所归回新约召会的样式. 他们虽然互不认识,因圣灵的光照,引导他们看到这方面的亮光, 改变他们宗派的制度, 并奉主名来聚集擘饼. 总体而言,与加尔文,路德,慈运理等宗教改革家在16世纪的归正运动比较,弟兄运动并不是要在神学思想方面彻底的改变教会的错误,把教会归正,引导教会回到圣经中。 弟兄运动针对教会在16世纪纠正神学错误以后,教会在礼仪和组织上,保留了大量传统的宗教仪式,组织方面也保留圣品人员制度。还有在教会真理权威方便,除了圣经的权威外,还加入了其他的权威。干制信徒的自由敬拜和服事,也消灭圣灵的感动与引导。 弟兄运动的出现,就是不要这些制度,现代人所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教会如果还留在组织化和礼仪化中,那么,教会很快的就会被僵化和形式化了。这对新约圣经教会原则,神的道是活泼的,自由的,能力的,背道而驰。
近代联合国在保留文化过程之中,推动了申批世界文化遗产的工程,为了要把过去人类的智慧和经验,也涵盖自然界和非物质界的项目,将那些有价值的东西留下,保存给了下一代人类,最终目的是建立更进步的人类环境。 弟兄运动200年以来,我们也见证了他的发展,成为了世界上140个国家,约4万个教会,和估计约三百六十万信徒。能达到这个成绩,反应了他的信念,有战略性,有共通性。我们要细化他的内涵,理解他的韧性,优势,动力,结构和规范,并将这值得我们去传承的遗产,无坚不催,发扬光大。还要培育,续承,一代一代发展。
弟兄会的礼仪遗产 福音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开始踏入历史的长河中。神在历世以来的工作之时,神特别使用祂的仆人, 在每一个时代, 忠心耿耿的把教会带回到圣经原则中.这时期的运动, 正如新约著名学者布鲁斯(F.F. BRUCE)所言, 弟兄会运动并非信仰教义的改革, 而是在礼仪和教会的信条的反思. 他们所要的是回到使徒时代自由的事奉和简朴的敬拜方式. 归回到圣经中信徒皆祭师的身份. 没有所谓平信徒和圣品人员之区别. 圣礼(圣餐, 洗礼)并不需要神职人员主领.弟兄们可以自由的带领任何聚会. 从人人皆祭师的观念, 教会的讲台,不需要领有讲道准证圣品人员负责,总而言之,弟兄会注重人人事奉.
弟兄会有宣教事工的遗产 弟兄会运动后不久,葛若弗斯 (Anthony Norris Groves) 就开始宣教士到巴格达, 然后发起到印度的宣道队伍, 从那时起, 至到如今(即这200多年来), 奉主名聚集的新约召会已有超过5千位弟兄姐妹, 到海外各地事奉他们的主. ,1859年葛若弗斯也安排宣教士到马来西亚的槟城,成立新马第一家福音堂教会,1864年,新加坡福音堂成立
弟兄会有圣灵的工作遗产 另一方面, 弟兄会亦注重圣灵工作. 聚会时非常强调圣灵的引导和感动. 对内在动力看重过于外在的形式. 而在归正初期的教会生气勃勃, 主要的动力就是信徒的顺服圣灵的自由引导. 弟兄会运动是
圣神之属灵的运动, 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如果有一群基督徒激情依靠个人的话,当那人衍生弊端离开的时候,跟随者也就树倒猢狲散.这也就更显明他们的工作仅是出於人而非出於神. 教会必须坚定地站在与基督的关系这个地位上,单单以祂为元首. 这才是为什么我们的教会,虽然独立的运作,经历了150周年还继续的为神发光。
弟兄会是合一的基督教会的遗产 弟兄会也感悟宗派主义对信徒的划分非常明显.
教会应该是合一, 归属基督的, 不需要划分宗派,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在一起聚会敬拜神. 自由的一起事奉神. 突破圣品人员按立事奉的障阻. 一言以敝之, 弟兄会的开始, 是希望建立如同初期教会的合一的教会,没有宗派之分。
弟兄会看重圣经真理的遗产。 在对圣经真理的诠注, 弟兄会发动信徒读经运动, 重新鼓励信徒独立追求, 建立健全灵命的发展. 弟兄会运动数百年颤动努力, 最大的贡献, 便是把圣经带到人群中, 如果没有先前的导线, 就不可能产生弟兄会运动. 无庸讳言, 在这自由的平台上, 弟兄会产生许多有影响力的解经家, 如达秘(DARBY), 马金多(MACKINTOSH), 葛若弗斯 (ANTHONY NORRIS GROVES), 司可福(C I SCOFIELD), 慕迪(D.L. MOODY) 和近代新约著名学者布鲁斯(F.F. BRUCE)
弟兄会有简朴生活的遗产。 葛若弗斯在成立弟兄会运动的第一间教会说: “我毫不怀疑, 这就是主对我们的心意: 我们应该以门徒的身份单纯地聚集在一起, 不等候任何传道人, 而是相信主会用祂喜悦的方式来造就我们, 并从我们中间看到美善的事.”
福音堂的危机和如何克服他的瓶颈
弟兄会的开始,先贤们对信仰的态度,和今天有些信徒对教会存有自暴自弃的态度,完全不同。为何信徒会不看好弟兄会教会?原因很可能是弟兄会一些的领袖们,为了教会的规范,把一些教会的实践教条化,慢慢的教会就变成僵化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把姐妹蒙头等教条化,注重外表的形态,而忽略了信徒的心态和祷告的工作。 另外,不要教条化的原则,使到福音堂的信徒,往往会提出一些尖锐的课题时,因为个别人的立场不同,产生对立,甚至互不相让,造成摩擦,而以分裂教会为结束。 在现代人的世界中,思想意识往往成为人的固执,不愿意开放自己,避免被‘毒害’的生活形式。然而,福音堂面对这种情况时,应该尽力的把问题放在圣经的属灵大原则去衡量,以大局为重。在没有违反真理的前提下,或许可以保留对不同意见更大的容忍度。 同时,我们在行走天路的过程中,会发现大家有许多共同的目标,为什么我们的焦点不要放在那共同的目标中,一起努力?对不同意见过于争执,历史给我们看到,好多事件都是以两败俱伤为结果,亏欠了神的荣耀。
愿这文章能带给你更积极的看待福音堂的教会。
"回到圣经"的运动起源于都柏林。 1825年,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城,有一位罗马天主教徒郭罗宁(Edward Cronin)医生。作为新近信徒,他深刻体会到教会合一的重要性,尤其是超越宗派之分的合一。为了实践这一信念,他曾参与多个独立教会和非官方教会的擘饼聚会。然而,这些教会都要求他认同他们的信仰方可参与擘饼。郭罗宁认为,这样的做法等同于划定界限,排斥了其他信徒,长此以往将导致教会的宗派化。他不愿陷入此局限,遂与一位朋友分享了他的感悟。圣灵感动了他们,于是他们在自己家中开始祷告与纪念主。他们的诚挚信仰和对真理的坚持,开启了一种自由、属灵且简朴的崇拜形式,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到了1827年,神引领更多同样信仰的人加入这场聚会。其中著名的信徒包括柏尔烈(John Gifford Bellett)、达尔庇(John Nelson Darby)和格鲁斯(Anthony Norris Groves)。1828年,达尔庇发表了一篇名为《基督教会的本质与合一》的单张,许多人因此接受并实践这种简朴的崇拜方式,摆脱了仪式化的束缚,进入到圣灵自由带领的喜乐中。 达尔庇(John Nelson Darby),1800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家族源自爱尔兰。他曾在西敏公学(Westminster School)教授,后在都柏林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毕业,并获得古典文学金奖章。他曾在爱尔兰担任律师,但不久后辞去职位。随后,大主教麦基(Magee)按立他为爱尔兰东部维克罗(Wicklow)的副牧。三年后,因深入研究圣经,达尔庇发现教会的许多作为与圣经真理不符,遂辞职并回到都柏林,展开了新的事奉。 格鲁斯(Anthony Norris Groves,1795-1853)生于英格兰的汉普夏(Hampshire)。他在伦敦学习牙科,并于1812年在普利茅斯行医。格鲁斯对传福音一直有着强烈的负担。1825年,他进入都柏林三一学院修读神学,期望日后成为「教会宣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宣教士。毕业后,正当他准备接受按立时,他开始质疑传福音是否需要按立礼。最后,他决定不接受按立礼,因为他认为“为传福音而设的任何按立礼并非出自圣经的教导”。同年,他出版了《基督徒的委身》(Christian Devotedness),提倡在生活的所有需要上完全依靠神的供应。 随着这场聚会的逐渐发展,参加者人数大幅增加。信徒领袖赫金申(Francis Hutchinson)借出位于腓特斯威廉场九号(No.9, Fitz William Square)的房子作为聚会场所。到1830年,随着聚会人数的增加,他们搬到安基街(Aungin Street)的一处更大的房子。 与此同时,圣灵感动了都柏林城外的一些信徒,因相同的信仰理由,他们也开始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其中一位后来成为刚够顿(Congleton)贵族的约翰•柏尼尔(John Parnell),在那时的情形如同使徒时代一般,圣灵不断加增得救的信徒。
普里穆特弟兄会于1830年成立,主要领袖是牛顿(Benjamin Wills Newton)和达尔庇(Nelson Darby),另外两位重要人物是贺理斯(James Harris)和贺特(Captain P.F. Hall)。相比都柏林的弟兄会,普里穆特弟兄会发展更为迅速,成为弟兄会的主流。它的成员人数众多,影响力也极大。从1830年开始,到1840年时,人数增长到八百名。到了1845年,人数增至一千二百名。普里穆特教会成为附近市镇与村庄传福音的中心。当弟兄姐妹们前往各地传扬福音时,许多人对他们的身份感到好奇。他们的讲道风格与传福音方式都十分独特,但他们不隶属于任何现存的教派。于是,他们常自称为“来自普里穆特的弟兄”,因此得名为“普里穆特弟兄会”(The Plymouth Brethren)。 值得一提的是,普里穆特教会中有两位极具影响力的弟兄:牛顿和达尔庇。然而,两人后来因对教会形式和圣经预言的解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1848年,这场争论最终导致教会正式分裂,形成了“严闭弟兄会”(Exclusive Brethren)和“开放弟兄会”(Open Brethren)两派,这一分裂令人深感遗憾。
在英国布里斯托,圣灵兴起了一批信徒,他们同心合意集聚,建立了一座以圣经和基督为房角石的教会。同样地,圣灵的工作带来了复兴,信徒人数迅速增长。这座教会的著名领袖之一是通过信心创办孤儿院的慕勒(George Muller)。慕勒1805年出生于德国北部的普鲁士(Prussia)。 慕勒尚未重生时便进入神学院学习。在一次参加德国哈勒(Halle,敬虔派中心)的查经聚会时,圣灵在他心中动工,他因信基督得到了平安,重生归主。慕勒通过殷勤的查考圣经,对神的认识迅速增长,并且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到犹太人中间宣教。因此,他决定前往英国深造,并在此结识了弟兄会的信徒。 在英国,慕勒遇见了都柏林的弟兄会信徒格鲁斯(Anthony Norris Groves),并了解到他为了宣教,放弃了优渥的待遇和事业,毅然前往伊拉克(Iraq),完全依靠神的供应。同时,慕勒还遇见了他一生的好友克里克(Henry Craik),也是弟兄会信徒。尽管慕勒渴望成为犹太人的宣教士,但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不过,通过与克里克的交往,他对教会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克里克与慕勒同年出生,家乡在苏格兰东南部的东劳欣郡(East Lothian)。他曾在圣安德烈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担任高职,但于1826年拒绝了法学博士学位,将自己的一切才干与生命奉献给主。 1832年,慕勒和克里克在布里斯托成立了「毕士大」(Bethesda)教会。该教会从最初的八个人开始,在圣灵的祝福下,迅速发展到数百名信徒。他们没有任何组织架构,完全依赖主的自由带领,因相信在主里面的合一。 从那时起,慕勒在弟兄会事奉神长达66年之久。他一生通过祷告与信心创办了五所大型孤儿院,收养了超过一万名孤儿,并筹集了超过150万英镑,分发了一百多万本圣经和属灵书籍。1843年,慕勒受邀前往德国的斯图加特(Stuttgart),分享他在布里斯托的教会工作和教会监督的原则。他在那里工作了六个月,推动了弟兄会运动在德国的发展。 “毕士大”这一名称也始于此,虽然参考文献未具体解释为何采用此名,但毕士大意为“恩慈之家”。 最初,教会只允许已受洗的信徒参加聚会。但经过长时间的祷告和查经,他们决定:“应当接纳凡主基督所接纳的人,而不以其对恩典或知识的程度为标准。” 布里斯托“毕士大”教会除了慕勒和克里克外,还有一位重要的长老齐伯门(Robert Cleaver Chapman)。齐伯门通过自己的生命见证,极大地影响了布里斯托教会的信徒。他原本在家乡班斯泰甫(Barnstaple)服事主数十年,但常常拜访布里斯托教会。齐伯门早年攻读法律,但后来蒙神引领,全心投入教导圣经,并在世界各地帮助信徒,供应属灵上的需要,也亲自旅行传福音。 齐伯门于1902年安息,享年99岁。他的服事留下了长久的祝福。信徒的生命见证以信、望、爱为核心,在弟兄会的前辈中,信心的代表是达尔庇(Nelson Darby),他的生命彰显了坚强的信心;爱心的代表是以爱心建立孤儿院的慕勒,他为无数孤儿带来了欢乐;盼望的代表是齐伯门,他通过对神的盼望,将希望带给了许多人。
作者:李王晶莹 2015年三一神学院出版 新加坡长老会史料旁录中的专题文章
Read More作者:范尼长老; 福音堂教会出版 题目:1864-1964教会百年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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